2月22日下午，作家祝勇携他最新创作的两卷本60万字长篇小说《国宝》，亮相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与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盛楠一起，畅聊故宫1.9万箱文物生死大逃亡的历史，及这部小说又是如何以文学的视角去书写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
小说《国宝》：讲述因故宫文物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
这部小说《国宝》开头即交代了历史背景：1933年2月5日，正月十一，立春次日。北平城春节氛围正浓，一场隐秘征途悄然开启。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在旦夕。为保安全，故宫博物院牵头，将本院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地的1.9万余箱文物分批南迁。这些文物先至上海、南京，再分三路向西南大后方疏散，辗转多地，最终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的临时库房。
南迁文物皆是国宝，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祭侄文稿》等精品书画，还有瓷器、铜器、《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的国内最古老的先秦石刻“岐阳石鼓”等。几十位故宫人，包括马衡等专家及工人、眷属，全程护送，仅文物打包就耗时半年。
文物南迁的具体细节、故宫人的日常生活及当时的心境，在历史记载中存在空白，却为文学创作留下空间。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2025年1月，祝勇的最新作品——两卷本60万字长篇小说《国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透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故宫文物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提笔于纸上。
创作过程：以庄严为原型构建小说主人公
在新书分享会上，祝勇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称，整个写作过程持续5年时间。“由于单本书体量很大，电脑上改动起来特别费劲。我就让责任编辑先打印出来，一个星期打印两次，装订成册后快递给我。我看着打印稿不断地再修改。这几年下来，打印稿摞起来足有1米多高。”祝勇说道。
他还透露，当时《国宝》第一部写了30多万字，他寄给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审阅。得到的回复是，“写得太纪实了，小说矛盾冲突不够突出。”后来，祝勇将这30多万字直接删减至16多万字，在这以故宫文物南迁为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注重虚和实的写作关系，去生发出一个小说人物故事。
在祝勇看来，日军侵华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所有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被时代洪流裹挟在里面，他们奋起抗争，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有益于家国的事儿。故宫文物保护工作者庄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33年2月6日凌晨，护送故宫首批文物离开北平，长达十数年参与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全过程，他的儿子庄灵就是在1938年故宫文物南迁的路途上出生的。
“我和庄灵关系很好，听他讲1980年父亲庄严在台北病重去世前，身上插满了管子，用很微弱地气息说着话，现场的人都听不清楚，他就把耳朵贴在父亲嘴边仔细听，听了半天，听到‘北平’两字。这是庄严咽气之前留下的最后两个字。这一幕情节，如此生动地活跃在我面前，我的主人公那文松形象确定了。”祝勇大笔一挥跃然纸上，“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丈夫一只脚踏出门槛时，突然扭过身，握住她的手，说，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南京，说话就回来，最多半个月。说完就走了，此生再也没能踏进这个门槛。”
细节刻画：通过手象征表达文人家国命运
祝勇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想要立住，就得通过细节来体现，尤其是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故宫人的价值体现在那双灵巧的手上。通过手来表现文人的命运，这是祝勇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线索。他将史料中故宫人运送文物时划破手指的细节故事嫁接到主人公那文松身上，写他跟着南迁队伍急速行进，手肿得像胡萝卜，未及时医治延误了伤情中指被截肢。
“那文松写得一手漂亮的黄庭坚字。手指头被截掉以后，不仅仅是给他的身体带来创伤，也是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很大的摧毁，他变得很落寞。这只手，也是一个象征，代表了文人在国破家亡时的命运，他的情感不是铁打的，也有脆弱的一面。”祝勇说道。
在小说中，医院里有一个叫沈芷伊的小护士，为了鼓励意志消沉的那文松振作起来。带着他去看医院里那些在武汉会战中受重伤的士兵。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做双腿截肢手术前，拄着拐杖在医院走廊里走了一夜。这让那文松意识到与整个民族的伤痛比起来，自己的这点伤痛根本不算什么，从而在精神上走向成熟和强大。
“艺术来源于生活，为了把这段描写的更加生动，我融入了曾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一位骨癌病友的截肢经历。我想，生命遭遇了这样的劫难后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由此以小见大的将故宫人的精神力量写出来。追随着南迁文物，手无寸铁的那文松们历经颠沛流离，承受着妻离子散的命运和巨大的心理苦难，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用生命完成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庄严守护。”祝勇如是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