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教授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一直在从事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中西命理学的比较。这次借着他来复旦大学参加光华人文基金高端讲座的机会，记者采访了他。朗宓榭教授指出，科学对生命有价值，但是科学不能满足生命所有的要求。这是他对命理学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

　　黄晓峰

　　中西方的命理学都有悠久的历史，也各具特色，您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中西方命理术的大致分类和异同？

　　朗宓榭：我们先从星相学开始谈。中西方都有星相学，但是它们起到的作用、 扮演的角色却不同。星相学在中国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治服务，星相学家像帝王的大臣一样。在西方，星相学偶尔也会为政治服务，但是个人的星占非常普遍，它更多时候是被个人所使用。这是中西星相学最大的差异。

　　星相学的技术本来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发明，几个世纪以后传到西方，然后又传到印度，然后有部分内容传到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一名研究员张哲嘉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星相学有不少方面都受到印度的影响。这只是从技术角度对星相学做研究而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并不能说印度是所有星相学的鼻祖。

　　在预测学中，抽签、掷骰子这种方式运用得十分普遍。古希腊会用抽签的方式，中国的《周易》也有类似的方法。但是《周易》的占卜技术要发达得多，而且属于高级文化。中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抽签（占卜）的方法不同，在于这种方式服务于怎样的阶级层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基本上是低阶层的老百姓在抽签，大部分是佣人、奴隶在使用，皇帝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不搞这些活动。土耳其保存了一些古希腊时期的寺庙，你能够看到当时他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收到了什么回答。当时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层次比较低的老百姓使用这种占卜方式。反过来看，《周易》 作为五经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在西方是完全没有的。

　　在中国，八字算命非常普遍。算命从唐代就有了萌芽，宋代开始得到普及，宋代出现了“子平之术”。中国的八字算命和西方的星占学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对人的命运的测算以生辰八字为准，不看天文，只看时间。每一时、每一刻有一个特定的数值。根据这些数值换算成八字、天干、地支等各种东西来综合分析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根据时间的数值进行的占卜。这也是中西方命理术的一个差异。

　　您曾谈到，中国古代的预测术以计算为基础，西方的预测建立在先知的基础上，是口述文化。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先知式的预测，如扶乩、占梦、巫术等，也算是比较主流的。西方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测学吗？

　　朗宓榭：有的，像占卜也是以计算为基础的，但是不太发达，可能有社会意识的原因。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先知是德尔菲神庙中的女祭司皮提娅。她会被太阳神阿波罗附体，周围有一些辅助者来翻译、解释她被“附体”的时候说出的非常奇妙的语言。当时所有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名人，包括他们的国王，都会去德尔菲神庙。这是精英文化中很突出的现象。

　　反过来看中国，我完全同意这些现象很普遍，有萨满、巫师、扶乩，但还是位于一种非主流边缘地带。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

　　基督教的预测术也是以先知为主，耶稣本来就是先知。《旧约》里提到的耶利米等，都是先知。但是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是《新约》启示，它和中国的《周易》是差不多的地位。一直到中世纪末、近现代的那些先知，包括当时美国所谓的先知都依靠《新约》的启示。这方面的传统很长。虽然西方有星占学，星占学是完全以计算为基础的。但是影响最大，达到《周易》在中国的地位的，还是先知式的预测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但我想还是有些道理的。

　　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是无法捉摸的，只能猜测；而中国式的主宰者更接近于天道，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似乎是有迹可循的规律。您觉得这对中西方命理学的差别有影响吗？

　　朗宓榭：有影响。这涉及西方神学的超越性，当代新儒家也讲内在的超越。在西方人看来，在宇宙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不依赖宇宙的规律，上帝自己制定了这些规律，但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改变。人类无法准确揣度上帝的心思，上帝想做什么人类无法计算。而且计算推测上帝的想法，有可能涉及原罪，要背负着一种道德负罪感。西方人认为还是不要犯罪了。另一方面，上帝送给人类这种类似礼物的意志自由，让我们不要超过它的意志。

　　传统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神，而这些神都服从宇宙的规律。所以中国人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考察这些规律与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又涉及一个道德的问题。人一旦了解了宇宙的规律，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感。按照朱熹的说法，占卜也有好处，这种好处不仅在于能够知晓个人命运，也在于因我对宇宙的了解而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地位。

　　当时西方也有不少人，包括教皇，非常相信和依赖测算，但是他们要背负良心的压力。

　　中国和西方的预测体系背后，都有您所说的决定主义的价值观和宿命论的影响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朗宓榭：中国宿命论最典型的代表是汉代的王充。他完全否定占卜和预测等技术的合理性，除了相面。他认为宇宙是无法预测的，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上帝的看法。他强调遇会，放大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预测不了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是恐怕除了王充，也没有多少人赞成宿命论。

　　在我看来，宿命论和决定主义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决定主义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有限，但决定主义并不排斥人类测算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达不到认识的最高层次，但是在这些有限的知识里，我们能够根据一些现象，多少猜出我们的命运。宿命论则不管这些，对技术预测是绝对否定的。

　　命运虽然不在自己的手上。但不管是西方的决定主义还是东方的决定主义，都不完全排斥人类对命运的测算和占卜。就像中国人说的“尽人事而听天命”。

　　马克斯·韦伯所谈的新教伦理，强调天职，强调人间的事功，与中国的各种劝善书和功过格等，是否都暗含着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命运的方法？

　　朗宓榭：是有这个意思，而且他的分析很深刻，尤其是对加尔文教的分析。加尔文教回溯到了奥古斯丁，完全简化了自由意志。像奥古斯丁以后的天主教的一些大师，他们慢慢地承认了自由意志，特别是耶稣会士。

　　但是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道教有很多批评，因为他阅读的原始材料是荷兰人哥罗特写的，书中对道教神秘的宇宙观有很多介绍，所以韦伯对中国道教这种神秘的宇宙观就产生了一些偏见。

　　道教早期的赎罪、忏悔都是这样的东西。儒家也有类似这样自我批评的东西。每天都自我反思，我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如何，我有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有没有对别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您说星相学是中西方的大学问，但在西方，星相学是被看作“推测”或概率的学问。中国的星相学更强调天人感应。我们都会联想到李约瑟难题，您是否在暗示西方的星相学更容易启发西方近代科学？

　　朗宓榭：我们都知道概率这种规则是十八世纪的发现，是数学家高斯的发现。这是跟赌博有关的一个现象。我本人没有研究过，但是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数学史，对于中国数学中有没有发现过概率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表示怀疑，但是还有不少人认为宋代、明代的数学著作中，学者会利用占卜中的例子来表示一种数学规律。只是这个倾向并不是那么普遍。

　　但是星相学与概率和推测好像没有什么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经验方面，按照星相学的理论，对某个行星的测算应该不是依据概率的规则来进行的。这方面我还得继续考察。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关键在于我们给科学下怎样的定义。如果是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那么算命术都有系统性，而且是非常复杂、非常发达的系统。《周易》的系统就非常发达。最发达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八字算命。你可以否定八字算命的原则、出发点和前提，但是我们没法否定它们的系统性。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大阿尔伯特，试图把星相学放在科学体系之内，一直到西方的启蒙时代都是普遍承认的。对科学应当作一个“特性”的定义。预测属于知识史，当然也是科技史的一个部分。比如天气预报虽然常常出错，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另外一方面，科学的定义是靠经验性，八字也是靠经验的，就是华人生活的经验，星相学也一样。科学的第三个特性是重复性。科学应该是可以重复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医学不完全是科学。所以预测学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些因素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定义。对科学我们应该重新下定义。

　　您认为西方的预测学在基督教普及之后，不再具有主导地位，您为什么又说中国的预测学在主流与残余之间徘徊？我们知道，直到晚清，扶乩术、堪舆术在知识分子中仍然很流行。

　　朗宓榭：到清末民初，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相信预测术，但仍会进行占卜。最典型的例子是严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从西方学的。但从严复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每周都会根据《周易》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等，什么问题都问。而且他在占卜的时候会在日记中留下一段空白，事后来看他自己算得准不准。中国知识分子把现代的宇宙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分开。一直到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宇宙观放在一个地方，把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但其实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研究的时候把这两种现象和态度融合在一起，从宇宙观看实践，从实践看宇宙观。

　　基督教兴起之后，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教皇很喜欢占卜等测算命运的方式。但是到了启蒙时代，就完全不同了。启蒙时代有了对迷信、宗教的定义。一些法国的、德国的启蒙代表人物认为宗教代表迷信，同时完全排斥这些测算命运的方法。现在的西方人有一派相信末世、相信命运，另外一派是非常理性的。西方的主流还是理性的，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民国的陈独秀就完全排斥这些东西。在二十世纪排斥这些东西成为一种主流，但是这类实践也不会完全取消。

　　您说风水、堪舆是中国独有的预测术，西方则没有，这是为什么？

　　朗宓榭：可能有不少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