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关键的地方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曾面临许多选择，也走过不少弯路，但有一个选择我至今都认为是走对了人生中的关键一步，那就是参加高考。
1979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大姐家帮忙盖小房，6岁的侄儿跑来说，爷爷回来了，要我赶快回家。我很吃惊，父亲平时每次回来，都会提前来信，这次怎么突然回来？原来，父亲决定提前退休，让我去顶班。我非常不情愿，因为我已被学校作为重点尖子来培养，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父亲和大哥对我说，虽然你成绩不错，但农村的升学率太低，考大学没把握。再者，考大学也是为了离开农村，现在机会难得，一旦政策有变，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不敢违背父兄的意愿，便懵懵懂懂地来到天津，顶替父亲成了一名工人。那一年，我16岁。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很不适应工厂的生活。虽然变成了城市人，但我始终提不起工作的兴趣。在家中，我排行最小，洗衣服、做饭一概不会，即使扣子掉了，也是母亲或姐姐帮我缝上。但我所在车间的工作却是裁制皮衣皮褥子，手工缝纫是基本功，从未拿过针线戴过顶针的我几乎天天把手扎破。师傅看在眼里，时常叹气。我也很自卑，经常到车间的晾台上对着家乡的方向抹眼泪。后来，父亲找人帮忙，把我调到保卫科协助工作——抄材料，搞外调，我逐渐成了一名“小干部”。
1981年下半年，上级部门要求在企业中普及初中教育。恰好，天津外贸学院筹备处负责培训语文师资，领导看我喜欢看书学习，便推荐我去参加培训。
在培训班里，我的年龄最小，老师和同学们见我整天读书，都建议我考大学。我听了有些动心，但又没有勇气——除了语文，我的知识空白点太多了，我在农村只读到高一，很多内容都没学过，怎敢考大学呢！
1982年夏天，天津业余大学（简称“业大”）恢复招生，培训班的几位同学都报了名，他们也动员我一起报考，并说依我的基础，考上的希望最大。当时，“业大”很有诱惑力，拿到毕业证之后可报销全部学费，学历是大专，还可以转为干部编制，上调三级工资。尽管报了名，我却并没太当回事，也没像别人那样寻找复习资料或找老师补课。现实给了我一个惩罚：和我一起报名参加考试的四位同学全考上了，唯独我落榜。他们安慰我，劝我参加明年的高考，祝愿我金榜题名。
同学的鼓励加上自己的“知耻而后勇”，我硬着头皮报名参加了人民公园中学的高考文科补习班。
在补习班里，我的基础最差。其余同学都是复读生，只是复习即可，许多知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接触，尤其是数学和外语，我几乎不知从何入手。我虽然努力背单词，做习题，但直到临近高考，也没明显起色，以至于教语文的赵玉祥老师很担心地说：“你的数学和外语都是‘瘸子’，要是各能拿20分，就有希望考上。”但就是这20分，我也没把握。
现在回想起来，准备高考那段时间，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白天，我要在工厂上班，下班后顾不上吃晚饭便直奔补习班。一天，半路上下起了雨，我没带雨衣，到校后成了落汤鸡。我一边听课，一边听着身上的雨水滴在地上的声音，心中别有一番滋味。等到下课，体温也把衣服烘干了，所幸没感冒。由于精神紧张，营养不良，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几乎每晚入睡前都要出现浑身不能动弹的现象，似乎人就要死去一样（近几年我才知道这在医学上叫“睡瘫”）。而且，在我的住处，还发现了臭虫，每晚关灯之后，臭虫便开始肆虐，真是苦不堪言。我一度准备放弃，但又觉得半途而废会让人笑话，只好挺了过来，但也打定主意：如果考不上，就再也不考了。
庆幸的是，我在高考中发挥正常，数学更是超水平发挥，竟然考了72分！最终，我以总分超出分数线39分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