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一个意外事件，让重大师生的造反行动走出校园。
因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与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学生中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
鉴于此，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占绝对优势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
8月15日，重庆大学数千师生，顶着烈日，前往师专声援。他们被保工作组一派群众围在暑气逼人的师专操场上，双方召开激烈辩论，引来师专附近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居民上千人围观，他们也带着不同观点前来加入辩论或看热闹。这样，出现了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双方坚持的过程中，重大师生和师专文革筹都不断派出代表，到重庆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但市委一直不予答复。直到傍晚，重大师生派出的代表向市委提出三点强硬要求：
一、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就请你们到师专去；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去；
二、我们的通知挨饿、晒太阳，如果出了问题，完全由你们负责；
三、如果你们实在不去，我们的4000革命师生全部到市委来。
在这样的“最后通牒”特别是后两条的要挟下，市委书记处不得不派出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辛易之前往师专现场处理情况。
辛易之到师专后，重大师生要他回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不是革命事件？”、“市委抽调大批学生下乡劳动、搞四清运动，是不是错误的？”等问题，并要求对师专的一些人用“不受欢迎”四个字与毛主席像争高低的“反革命行为”作出严肃处理。
辛易之当然既不能回答这些，又不可能对所谓“反革命行为”作什么处理。他含含糊糊，环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如果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就准备离开。
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让参会群众非常不满。当他钻进专车后，被激怒的群众，便围住专车不让走。这就形成了重庆第一次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对峙，或者说“围攻市委书记处书记”、“向市委造反”的局面。
事后，重庆造反派便将这一天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造反派亦被称作“八一五派”。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成立的组织就取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党委求“炮轰”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县、团级单位领导层。
8月20日，重庆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这时，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炮打”、“炮轰”一些党委的口号。但这并非都是造反派提出的，恰恰相反，最初普遍是由各级党委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按照全会文件之一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提法而主动提出的。各级党委这时都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员”、“引火烧身”之类口号——如同在“四清”运动中主动“洗澡、下楼”一样，以为这样才是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才能正确领导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到会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
刘文珍讲话时说：“今天这个会是炮轰市委，炮打市委，不是炮轰市委的哪个人，是炮轰市委的错误。市委有违法毛泽东思想的，为啥轰不得、打不得呢？市委是重庆地区的司令部，司令部的问题不解决，重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彻底。”
地方干部都发出“炮轰”、“炮打”的号召，早已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青年学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革联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重庆官方为了反击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开始有组织的成立一些官办纠察队等保守组织，被造反派群众称为保皇派。
但官办的保守组织很快遭遇中央高层的批判。
1966年国庆节后，《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提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信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加上在毛泽东支持鼓励下的红卫兵大串联，使得文化大革命终于冲破了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工矿企业、部队、街道、农村等各方面，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造反和“打倒一切”的局面。
到1967年1月，保守派在重庆基本上处于分崩离析之势，造反派组织占据了文革舞台。
此时重庆的造反派，统称为八一五派。
随着“一月夺权”的到来，重庆八一五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分裂。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开始全面夺权。
1月24日，重庆八一五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号召，投入“伟大的一月革命”。1月24日至26日，重庆造反派50多个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五十四军支持下，展开了向重庆市委党政机关夺权的统一行动。并组成了以五十四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
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造反派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
革联会虽然成立，但被排斥在革联会之外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认为，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群众组织，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使文化大革命流产。
于是，这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反“革联会”。
反到底的出现
反“革联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特别敏感的事情。因为在1967年2月，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接连刊发“彻底粉粹反革命逆流”方面的新闻。
于是，在重庆开始出现“谁砸‘革联会’，谁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口号。
1967年2月下旬开始，“镇反”掀起高潮。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将“镇反”的打击范围迅速扩大。反革联会一派的群众组织相继被五十四军、革联会或八一五派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大批群众被拘留、批斗。
愈演愈烈的镇反运动，严重偏离了毛泽东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
于是，毛泽东又作出新的部署。1967年4月1日，在批准发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即：中发[67]117号文件）中，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由于重庆“反革联会”组织成员不断到京告状“二月镇反”。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批准签发《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共有五条，时称“红五条”。
“红五条”中其中一条为，批评五十四军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并要求为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革联会的“镇反”行动因此陷入尴尬境地，被捕的反革联会群众得到翻身的机会。
反革联会的群众被陆续释放后重新聚集队伍，因其立场一致为“砸烂革联会”，于是反对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也被称呼“砸派”，革联会仍称为“八一五派”。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接见重庆砸派代表时提议，既然你们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可以叫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从此，砸派开始称为反到底派。
反革联会的群众造反组织经串联，成立军工井冈山总部与革联会抗衡。之所以取名军工，盖因其成员单位多为重庆国防工业工厂。
因为八一五派有五十四军支持，又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而反到底派却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于是，1967年6月下旬，军工井冈山在串联28个反革联会总部后，成立了反到底派工人群众组织指挥中心——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七七枪声
由于八一五派坚持认为革联会是“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成果，必须坚决捍卫。而反到底派则认定革联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必须坚决砸烂。
但无论是八一五，还是反到底，他们都认定自己坚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方是“反动路线”、“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说：“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双方就只能通过武斗来分胜负。
重庆文革武斗，最初还是规规矩矩的“文攻武卫”，主要是采取辩论为主，拳头论输赢为辅。
但随着钢钎等冷兵器的使用，武斗逐渐升级，文攻处于边缘地位。
重庆武斗大规模升级，1967年7月7日是重要转折点。
那天，驻守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二轻局大楼的二轻兵团成员，在桥头设卡检查过往人员时，与八一五派发生了摩擦，拦截收缴了八一五派运送的印刷纸张。
八一五派随后要求反到底派归还纸张，双方由此发生冲突。八一五派的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战斗团和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等，便从二轻局背后高坡上的人民小学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
进攻者居高临下，猛扔石块、砖头，二轻局办公大楼的大玻璃窗被砸碎了。二轻兵团十几个人受了伤，只能往办公桌下面躲。
二轻兵团打了几次电话向警司告急，但解放军迟迟不来制止武斗。危急情况下，二轻兵团动用了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自卫还击”，进攻者被打死两人。
由此，重庆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坦克、大炮、海战轮番上演，死难者众。
“九五”命令
重庆武斗升级为热兵器后，给重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带来恶劣影响。
1967年8月4日，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重庆警备区的主持下，开始进行停止武斗的谈判。同年8月21日，中央调查组也赴渝对重庆武斗进行调查。
在中央调查组和五十四军的主持下，双方的谈判顺利进行。出人意外的是，虽然谈判前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但到了谈判桌上，两派居然出乎意料的一致同意停止武斗，而且争相表现比对方更积极。
9月1日中午，两派经过十余天的谈判后，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商定于9月2日18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日以前将各自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分点封存，由警备区司令部和双方代表共同监管，然后全部上交。
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严禁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九五命令”的下达，推动了八一五和反到底派上交武器的进度，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重庆武斗后期的良性发展。
1967年9月8日晚上，重庆两大派终于商定，从9月10日期，三天之内分批上交、封存武器装备。
重庆文革武斗热兵器时代，暂时画上句号。
革委会成立前夕的恶战
随着“九五命令”下达、重庆两大派上交武器，似乎宣告重庆文革武斗渐入尾声。
但1968年3月15日，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干部时，却对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打倒刘结挺、张西挺”的做法进行严厉批评，明确宣布“打刘、张就是为李井泉翻案”，“打刘、张就是刘、邓复辟”。该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
“三一五”指示给重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原本偃旗息鼓的武斗再次升级。
反到底派认为“三一五”指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自己撑腰，便趁机对八一五派实行报复性打击。
而八一五派对“三一五”指示虽然表面上“坚决拥护”，但内心里则十分愤慨。这造成八一五派在驻军的默许下，进入新一轮的“抢夺”武器弹药用于武斗。
重庆两大派性组织之间，由此又开始了重庆文革武斗最后一次大规模斗争。
原本武器装备落后的八一五派，这次武斗中由于可以直接从支持他们的驻军手中“抢夺”武器，而反到底派手中的武器已经上交，且国防工厂的武器成品库被军队控制，所以八一五派第一次在武器上占上风。
重庆武斗愈演愈烈，但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并且重庆是援越抗美的主要后勤军火库。因此，中央高层不想让武斗影响大局。
于是1968年4月27日，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和重庆的军政领导干部，对“三一五”只是进行虽不明言，但却是实质上的纠偏。强调省革筹和军队内部要搞好团结，批评了在刘结挺、张西挺支持下“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地区的八二六和重庆地区的反到底等）。这次讲话被称为“四二七指示”。
两天后的上午10点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就重庆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强硬指示，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办，这是中央的意见，军委的意见。
5月2日，已按照“四二七”指示“把腰杆挺起来”的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和周恩来4月份的两次指示，严令各派武斗组织于5月7日下午6点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予以强制取缔。两大派的各种专业武斗队开始陆续解散。
1968年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即日起撤销各自的总部。
1969年1月3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工组发出通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各系统革命群众组织总部、各系大联委一律于1月8日前撤销。
各系统总部和系统大联委限于1月30日前将所有经费、账册、物资、资料文件，上交市革委会接收组。原各系统总部和系统大联委除留3-5人办理交接手续外，其余所有人员于1月8日前，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重庆市各级群众组织基本全部撤销。
同时，深陷派性泥淖中难以自拔的五十四军离开重庆移防云南，这对重庆两派停止武斗及大联合有一定促进作用。
重庆群众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从此宣告平息。
资料来源：
1、《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1966-1970年后》，重庆档案信息网
2、《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3、《重庆大学校史》，重庆大学校史编委会编
4、《重庆市志》，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5、《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