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黄金时期，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魏晋，那是一个士人可以尽情挥洒天性、“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鲁迅、冯友兰、汤用彤等一众大家都不吝笔墨去描摹勾勒出魏晋士人们有趣的灵魂，关于“竹林七贤”如何谈玄论道的故事更是被反复谈起，因为他们率性而为、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拥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
这一切，最早都被南朝皇族刘义庆搜罗在了他的《世说新语》一书中，《世说新语》主要讲的是魏晋士人的生活趣事，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以士族身份问鼎皇权的政治家，但是这并不妨碍《世说新语》内容的可读性。《世说新语》简直可以说是魏晋时期士人生活的八卦合集。在这里，一贯正襟危坐的道学先生也有被几句玩笑话弄得狼狈不堪的时刻，振作激情去指点江山的名流雅士，也会因与妻子的拌嘴或见证晚辈的青出于蓝而汗流浃背。那些不平凡的“事业型强者”的精神世界中，因此充满了各种平凡的快乐。
董铁柱的新著《未尽的快乐》，正是由“快乐”这一主题入手，打乱重组《世说新语》原有的篇幅结构，对魏晋士人的精神史作出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魏晋士人快乐的源泉，并非是因为当时人对于“礼乐名教”等条条框框的刻意颠覆，而是仍基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集合”，即使潇洒如魏晋士人，也需要面对《礼记》中记载的君臣、父子、长幼、朋友、同僚（宾客）、兄弟和夫妻七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并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定义自我。但是，这些社会关系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是束缚，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成就了士人群体丰富多彩的人生。
例如，经过董铁柱先生的重新解读，对女儿过度苛刻，借给她一些结婚用的钱后就要匆忙索回，简直一毛不拔的大士族王戎，其实是想通过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教导子女独立生活的重要性；在北方陷入战乱后拥护司马睿再造晋室、人称“江左管夷吾”的琅琊郡士人王导，也会因为在闲暇之余的棋类博弈中与儿子围绕该不该“悔棋”产生争执，全无政治家的风度；即便是视财如命、怎么看都不像文化爱好者的石崇，也会因为好友王敦不理解自己对儒家理想的高远追求而抱怨连连。这些关系中，有基于血缘的父子（女），也有后天形成的朋友关系。这些多样的社会关系推动着魏晋士人展现出了他们鲜为人知、却再正常不过的性格另面，而这种真性情的流露，不仅没有冲淡他们的历史影响，反而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未尽的快乐》一书，其实想说明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道理，无论是谁，无论在哪个时代，人们都会去追求快乐，但是本书所指的“快乐”并非简单生理意义上的捧腹大笑，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种“内在而自足的精神世界”，不以任何外界因素为转移。例如陈婴的母亲在秦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时并不鼓励儿子去谋取功名利禄，而是看到了政治野心的膨胀也会对那些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反噬，她洞悉了追逐人间富贵的代价之高，因此更希望儿子能够平安地过完一生。陈婴与母亲对平淡生活的坚守，使其因远离政治漩涡和战乱，最终顺利出仕新朝，这未尝不是一种快乐。曹操与袁绍年轻时并非如同后来官渡战场上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政敌，而是相谈甚欢的挚友。曹操甚至通过捉弄袁绍来寻找快乐，这显然与后世对曹操心狠手辣的枭雄印象存在很大的出入。按照董铁柱先生的观点，刘义庆把这个故事记录到《世说新语》中正是在提醒读者，没有人会拒绝寻找快乐，而在和袁绍被人追赶时，曹操虽然嘲笑陷入草丛中的他，还故意大声呼喊来刺激手忙脚乱的袁绍，但曹操并未真正撇下袁绍独自逃走，这也反映出曹操从朋友关系中找到了快乐；出身名门的王述在与儿子王坦之交谈时，不在意王坦之已身为人父的身份，仍将其当作孩童一样捧于怀中交谈，也反映出魏晋士人从亲情中所获得的快乐并不以时间或年龄为转移；在淝水之战中运筹帷幄，大破前秦数十万大军的谢安，也会因为疼爱兄弟、不忍看其犯错乃至于丢失性命而自降身份，主动为他分担来自下属质疑等压力。谢安从兄弟之情中收获了快乐，但这与其身份尊卑却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在那个读书人要按照“九品中正制”被分出高下优劣、朝廷在选官用人方面排斥寒族的门阀时代，时人对于快乐的感知却并无等级之分，这也成为士人少有的心灵慰藉。
当然，在作者的笔下，魏晋士人的快乐并非都是纯粹的，有时候也会因社会环境的复杂而表现为“苦中作乐”。如曹魏统治被司马氏架空后，士人群体连遭打压，已噤若寒蝉，而身为“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则当着司马昭的面旁若无人地放声高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阮籍并非不清楚司马昭政治手腕的狠辣，但仍采取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捍卫个体的尊严，也让司马昭得以顺势掩饰个人野心，但是当涉及对下一代的教育时，以“简傲”闻名的阮籍却告诫儿子应该低调处世，不要以自己为榜样。对于阮籍而言，快乐只是表象，是其苦闷心理的某种外延，但二者却要在他身上实现自洽，于是便有了“苦中作乐”。
其实，魏晋士人之所以能够留下如此多的关于快乐的故事供后人去品评，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皇权衰微、士族轮流掌权，名门望族以庄园财富和几近世袭的权力为后盾，如此才能心无旁骛地沿着与自己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去寻找更纯粹、更真实的快乐。至于处在少数民族南下与地方军阀混战夹缝中的底层民众，他们却鲜有精力去感知快乐，更不会留下多少与“快乐”有关的详细记载，看看魏晋以降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便可知晓。而到了《世说新语》一书作者刘义庆所处的时代，士族虽然仍保留着一定财富与声望，但军政大权已经基本转移到了依靠军功起家的寒门手中。刘义庆对于魏晋时期名人生活趣事的搜集，更像是在纪念一个已经回不去的时代，魏晋士人的那种随性之乐，在南朝似乎也已成为奢侈品。不过作者认为：《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那些魏晋士人享受着“未尽的快乐”，或许也在无意中点出了《世说新语》绝非古人“快乐史”的绝唱。因为人类精神的欢愉从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唐朝以后兴起的传奇、小说和话本，哪个没有承载人世间的快乐？只是这种快乐已经不再拘泥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精英圈子”，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李文畅
